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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风采

深切怀念乔晓光同志

 发表时间:2018-05-21 09:40:58  来源:何绍榜

    今年5月14日,是乔晓光同志100年诞辰。
    他是河北省广宗县人,1951年到广西工作,先后担任广西省委组织部长、秘书长、副书记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。1953年奉命出使越南,担任中国驻越政治顾问团顾问、副总顾问兼群运部长。1955年出任中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。1961年回国,又到广西担任区党委常务书记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1966年9月,他一度被任命为代理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,但很快遭到迫害,停止工作。1971年重新恢复工作后,先后担任广西区党委常委、书记、第二书记、自治区革委会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。1977年起担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、自治区革委会主任、广西军区第一政委。1985年离任后,当选为中顾委委员,到北京定居。
   晓光同志前后在广西工作20多年,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达8年之久。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,善于把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同广西的实际结合起来,创造性地开展工作,使广西的政治社会稳定,经济实力增强,教育、科技、文化等事业蓬勃发展。他在广西享有很高的威望,深受广西各族人民敬重,我们都很怀念他。
   1963年,晓光同志带领工作队到阳朔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,我在宣传部抽调去参加这个工作队,安排在队部,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,经常向他反映情况,参加他主持的会议,并根据他的指示整理一些材料。第一次接触晓光同志,他平易近人,作风民主,考虑问题周密,布置工作细致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    晓光同志1971年重新恢复工作后,我在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第三秘书小组,恢复区党委办公厅,我又分配到办公厅,常接受他的具体指导,接触机会更多。他知识渊博,处事稳重,关心群众,爱护干部,我深有体会。
   1976年,他患坐骨神经痛,得知我也患了同样疾病,让我晚上进小院和他一起治疗,我去了一次,不愿增加领导麻烦,就和他讲:“往后我就直接到医院去,不来这里治了。”他说:“如果效果不好,还是来我这里一起治吧!”晓光同志如此关爱下面干部,我很感动。
   1977年,他接任第一书记后,工作异常繁忙。有一段时间,他让我每天花半天帮看材料,说:“这里材料很多,你先帮看一看,一般的就跟我说一说,重要的给我看,急事可以在吃饭时到我那里叨咕叨咕。”他对人民的来信很重视,重要的我都送他过目,需要回复的请示他处理。
 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晓光同志频繁下去调研,探索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中如何从广西的实际出发,因地制宜,发挥优势,加快全区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路子。他每次下去,秘书都通知我随去。全区8个地区、82个县,我随他到过7个地区、38个县的许多公社、大队,连最南面的涠洲岛都有他的足迹。当时全区仅有4个地级市他都去了,在柳州市我随他到18个厂矿企业进行过调研。
    晓光同志工作有个特点,调研发现有什么好经验和值得注意的苗头,随时向各地、市打招呼。他通常是口述让我起 草文稿,由他审改送办公厅下发。
   他所到之处,不接受特殊招待。有一次,某单位领导为了欢迎书记来视察,摆上满桌的酒菜,他看见后马上离开餐厅。我们赶紧对当地领导做工作,劝说他们把桌上的酒和一部分菜端走。之后,晓光同志才进去用餐。事后,该单位领导作了自我批评,晓光同志也很严肃地说:“以后别这样搞了!”
   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,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晓光同志认为,广西具有发展蔗糖、水电、有色金属、林业、土特产品、建筑材料、外贸、旅游业等“八大优势”,而稳定粮食生产则是保证发挥优势的基础。他把“巩固一个基础(粮食),抓紧两大支柱(蔗糖、水电),发挥八大优势”作为广西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。实践证明,这个战略方针是符合广西实际的。
   晓光同志常对我们说,做什么事首先要情况明了,情况明了才好决策。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,有段时间,上上下下,思想认识不统一,他自己也有个认识过程。他到哪里,都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,和当地领导交流看法。1981年初,他得知柳江县的穿山公社和柳城县的古砦公社闹单干,让我下去实地调查,摸清情况,向他报告。
   穿山公社1980年秋收结束后,分田到户占71%。374个生产队有204个开会没人来,各项任务无法落实。公社根据中央1980年“75号文件”的精神做工作,坚持集体统一分配只占4%,包产、包干到户占96%。根据包产、包干到户出现的新情况,穿山公社抓9项工作:(1)把生产队架子搭好,每队选队长、会计、保管3人,落实好干部报酬;(2)落实各种上交任务;(3)把各种债权债务结转到户;(4)清点公共财产,分户造册登记,建立保管使用责任制;(5)抓生产规划,落实到各家各户;(6)催收水电费,修补渠道,落实抽水和看水人员;(7)帮助困难户安排好生产;(8)积极支持办好各种集体企业;(9)帮助坚持搞集体统一分配的生产队完善生产责任制,从经济上、技术上给予扶持。通过这样落实生产责任制后,出工的人多了,能用的牛多了,牛车多了,耕地面积扩大了,工效提高了。但仍有65%的生产队尚未签订合同,生产被动,公社和大队干部正在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问题。
  1979年上半年,古砦公社有22%的生产队搞分田单干。公社党委组织这些单干队的干部学习,要他们搞回集体生产。绝大多数的队表面上同意,实际上仍然搞单干。汶炉大队的上姚生产队长则公开说,他们不是单干,是包产到户,仍要坚持搞下去,当年增产9万多斤。同上姚靠近的同社生产队,条件差不多,队长同意搞回集体,说“谁要单干就到单干队去”,但由于没有解决好平均主义,社员生产消沉,全年减产2万多斤。1980年初,不少大队支部书记提出要搞“上姚式”,公社党委根据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的精神,同意在少数最困难的生产队可以搞“双包”。这个口子一开,不到半个月,全公社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搞了包产、包干到户。公社党委狠抓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,落实分包的耕地、耕牛和农具,落实国家征购、集体各种提留以及对五保户、烈军属的照顾。这一年,古砦公社增产453万斤,而全县却减产60多万斤。当时古砦公社完成各项任务很不错,春种作物比往年多。公社领导说:“过去吃‘大锅饭’时,过了立夏半个月还插秧,今年预计立夏前5天就可以插完秧了。”
  古砦公社搞包产、包干到户带来的变化,对柳城县各公社有着强大的吸引力。到1981年3月,全县包产、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80%。
   我把《穿山公社把百分之七十一的单干户积极引向包产、包干到户》《古砦公社实行包产、包干到户的情况和问题》两个调查材料送晓光同志,当时区党委正在举办全区领导干部第一期学习班,联系实际,清理“左”的思想,他阅后即批示印发给学习班的同志参阅。
   学习班结束,晓光同志对参加学习班的领导讲:“目前有些干部对‘双包’的态度,既怕‘左’,又怕右。‘左’右为难,不愿沾边,更不敢大胆领导。”对于干部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出现既怕“左”又怕右的现象,他作了自我批评,说:“这不能责怪下面,有段时间我们也搞不清嘛!在这种情况下,这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现在看来,只要坚持实事求是,就不怕‘左’和右。”从此,广西很快解决了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,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使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。
   晓光同志晚年和我说,他1961年10月从朝鲜回国,是国清同志提出要他到广西的。他在广西和国清同志共事14年,关系很好。1989年韦国清逝世,他很悲痛,写了一首《哭韦国清》七律诗,赞他“文武全才标史册”。1990年4月,他回南宁专程到武鸣去看梁同,填了一首《忆秦娥·纪念韦国清同志蹲点》的词:“梁同好,改革路上带头跑。带头跑,人均八百,满村新貌。秀山林果原香稻,扬歌工厂农机闹。农机闹,抚今忆往,幸他疏导。” 回到北京,他又和安平生同志合写《功绩昭著,风范长存──忆韦国清同志》的纪念文章,于国清同志逝世一周年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
   我撰写《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》时,晓光同志先后8次和我讲国清同志在广西主政的事。写出初稿后,他建议到北京召开对书稿的研讨会,他和安平生、周光春等同志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。他嘱咐我全书修改完后再给他看一次,并答应为此书写序言,我十分感谢他的关怀和支持。
   2001年3月,我到北京得知晓光同志在北京医院住院,赶忙去看望。一进病房,一位年轻护工把他叫醒后,我坐到床边和他说话,讲到一些老同志赞扬他为《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》一书写的序言,实事求是,实在,亲切。他听了紧紧抓住我的手,想讲话又讲不出来,我把耳朵尽量靠近,只隐隐约约听到很微弱的“绍榜”两个字。多么希望他恢复健康啊,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老领导的会面,他于2003年6月和我们永别了。
   愿晓光同志安息!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 (作者是原区党委副秘书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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